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案析新规—商业秘密的客体和构成要件(上))

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本文将着重分析商业秘密的客体、构成要件中的秘密性和价值性。

作者 | 田甜 方达律师事务所编辑 | 笺柒

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新规》”)已于2020年9月12日开始施行。在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侵权判断、责任承担、保全措施、民刑交叉等方面,《2020新规》均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为企业保护商业秘密和法院统一裁判标准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导。
企业主张商业秘密保护,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拟主张保护的信息是否符合法律关于“商业秘密”的若干要求,即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笔者将结合既往案例对商业秘密的客体和构成要件试做分析,特别是《2020新规》与旧规相比有所变化之处。受限于篇幅,本文将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上)篇,将着重分析商业秘密的客体、构成要件中的秘密性和价值性。
商业秘密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信息,主要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2020新规》开篇即以列举形式明确了可以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类型。然则,无论商业信息的具体类型如何,只有在同时具备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合法性的情况下,才能够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一、商业秘密的客体 – 商业信息

1.本质上是一种商业信息

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定义为符合特定条件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2017年修订时保留了这一定义方式。而2019年修正该法时,则将商业秘密的定义扩展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进一步厘清了商业秘密的本质和边界。(见:下表1)

表1:1993年、2017年、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条款对比

2.变化:列举可能构成商业秘密的具体的信息类型
《2020新规》开篇第1条即列举了多种可以构成商业秘密的具体的信息类型,包括一些可能有所争议的类型,比如:与经营有关的创意。与2020年6月10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2020新规》的正式文本还增加了2种技术信息的具体类型,即:“样品”和“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见:下表2)

然而,商业信息的具体类型可谓千变万化,伴随着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商业信息属于《2020新规》列举的特定类型,并不必然能够成为商业秘密,而仍需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9条第4款规定的相关要件。因此,《2020新规》第1条采用的语言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构成商业秘密。

表2:《2020新规》征求意见稿及正式文本相关条款对比

二、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 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合法性

我们通常将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概括为“三性”,即: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依笔者所见,除三性之外,商业秘密还有隐含的第四性,即“合法性”。

1.秘密性
就“秘密性”而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解释》”)相比,《2020新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明确判断秘密性的时间点为“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2) 进一步明确根据公开信息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可以认定为具有秘密性。(见:下表3)

表3:《2007解释》与《2020新规》“秘密性”相关条款对比

(1)变化1:明确判断时间点为“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
关于判断秘密性的时间点,既往案例在以下两方面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参考:

原告主张保护的信息,即便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之后因为原告的自主选择而成为公开信息,只要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仍然不为公众所知悉,则可以认定具有秘密性。
【(2014)鲁民三终字第19号案件】本案中,原告主张保护的技术秘密为“一种固体燃料熔制玻璃的方法及燃料供给系统”。2006年7月29日,原告就该技术方案提交专利申请;2007年1月31日,专利申请文件公开。在专利申请文件公开之前,原告将该技术方案作为技术秘密保护,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
2006年9月,被告至原告工厂调试设备期间接触到该技术方案,虽然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密义务,被告还是将该技术方案出售给案外人并获利1000万余元。
法院认为:在被告接触到涉案技术方案时,与涉案技术方案有关的专利申请文件尚未公开,涉案技术方案仍处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状态,可以认定为技术秘密。[1]
原告主张保护的信息,如果曾经处于保密状态,但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已经成为公开信息,则不能作为商业秘密保护。换言之,秘密性至少应持续至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
【(2016)最高法民申2161号案件】本案中,为证明其主张保护的信息具有秘密性,原告提交了技术成果查新报告、鉴定报告、另案判决书。但是,法院认为:技术成果查新报告、鉴定报告的形成时间早于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约十年之久;虽然另案判决书认定涉案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是距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亦有数年之久。因此,该等文件不能成为涉案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当然依据。更何况,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信息已经公开,而原告并未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涉案信息仍然处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状态。[2]
(2)变化2:明确基于公开信息形成的新信息可以具有秘密性
在《2020新规》颁布之前,无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还是《2007解释》均未明确基于公开信息形成的新信息能否获得秘密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却早有讨论。
从既往案例来看,法院认为基于公开信息形成的新信息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主要出于以下考量:
权利人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形成了能够与公开信息相区别的新信息,该等新信息可以成为获得法律保护的独立客体。另外一方面,使用公开信息具有合理性(比如:有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因此也不应当对于这类行为采取否定性态度。
【(2010)苏知民终字第0179号案件】本案中,就涉案技术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法院认为:
如果不考虑涉案技术信息的形成过程以及各技术信息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孤立地看待图纸上所记载的某一项技术信息,那么大部分零件的设计尺寸参数、公差配合、技术要求以及具体工艺参数都能在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找到,并且是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选择。这是因为除外观设计之外,标准化或常规设计是机械设计人员在设计产品过程中优先考虑的,这样有利于提高设计效率和降低加工成本。 然而设计过程不是简单地从标准手册中寻找参数并将其罗列在图纸上,而是一个需要设计人员根据机械产品工况和性能要求,通过一系列计算来确定各参数的过程。最终的设计结果——技术信息的确切组合会因不同设计人员的经验、专业水平、风格偏好、审慎程度而异。
经过设计人员精心计算并最终选择的某一标准参数,其性质已由手册上供所有人员选择参考的公开属性转变为专用于某个产品对象的专有属性。涉案图纸上所记载的各技术信息的确切组合,是该产品设计人员特有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既不为本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也不容易获得,因此不为公众所知悉。[3]
2.价值性
根据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4款的规定,商业秘密应当“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2007解释》将“实用性”解释为“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在2017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将“实用性”的表述修改为“具有商业价值”。(见:上表1)
与《2007解释》相比,《2020新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明确了“秘密性”与“价值性”的关联性;(2) 进一步明确(可能不具有现实商业价值、无法直接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阶段性成果也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见:下表4)
表4:《2007解释》与《2020新规》“价值性”相关条款对比

(1)变化1:明确“秘密性”与“价值性”的关联性
《2020新规》明确规定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指“因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突出了“秘密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关联关系。
如果某类商业信息,基于其自身的特性,处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状态则无法实现其商业价值,那还能作为商业秘密保护吗?如果在权利人主动公开该类商业信息以实现其商业价值之前,发生了泄露,以至于权利人的预期利益大为减损,权利人可以主张其商业秘密受到侵犯吗?以下关于商业模式和为公映影片素材的既往案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2015)陕民三终字第00033号案件】本案中,原告主张保护的商业秘密为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煤层气抽采、开发、利用、销售及瓦斯发电”经营模式。法院认为:商业经营模式的价值必须在将该模式付诸实践后才可以体现出来,实践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外公开的行为,所以对商业模式而言,其价值性与不为公众知悉存在一定矛盾,而价值性与不为公众知悉是商业秘密必备的两个特征,所以商业模式本身并不具备商业秘密的全部特征,不构成商业秘密。[4]
【(2017)京0105 民初68514 号案件】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为其《悟空传》电影进行音乐后期制作,向被告提供了影片素材,并在合同中要求被告承担保密义务。被告将影片素材上传至百度网盘,并发生泄漏,导致影片素材在电影公映之前已经在全网大范围传播。本案并未直接讨论秘密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法院认为:涉案影片素材已经涵盖了即将公映影片的全部内容,必将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价值性。[5]
(2)变化2:明确阶段性成果可以具有价值性
《2007解释》既已明确,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信息,可以视为具有实用性。《2020新规》又进一步明确,阶段性成果可以视为具有商业价值。从既往案例来看,可以说实践中已经就此达成共识,比如:
【(2014)成知民终字第75 号案件】本案中,原告主张保护的商业秘密为其研发手持无线点歌机即ROCK 项目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法院认为:虽为阶段性成果,对手持无线点歌机的研发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商业价值。[6]
注释:
[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三终字第19号,判决日期:2014年7月11日。
[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161号,判决日期:2016年9月26日。
[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知民终字第0179号,判决日期:2012年7月19日。
[4]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三终字第00033号,判决日期:2015年7月28日。
[5]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8514 号,判决日期:2019年11月29日。
[6]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知民终字第75 号,判决日期:2015年1月22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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